白素珍想到这一点，未免有些伤感。
她就是带着这种伤感的情绪从白沙铺出发，独自一人来到孝感城的。万万没想到，到孝感的第一站就碰壁了。
白素珍觉得苏庭长这个人不可理喻，明显是在袒护王厚义。但是，审理案件的权利掌握在别人手里，她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别人让她重新写起诉书，她还不是得重写。不然的话，别人根本就不受理。你能拿块石头砸破天？
重写就重写吧！现在最重要的是找个安身落脚的地方，首先得住下来。去汤正源家肯定不行，他那两居室的房子，根本就腾不开多余的地方。汤正源夫妇睡主卧，他们的女儿睡次卧，汤正源的老父亲睡在阳台上的一张行军床上，哪儿又能提供地方给白素珍睡觉呢？
除了汤正源，孝感城还有几个白素珍认识的熟人。有的是小学同学，有的是白沙铺的好友，这些人都是通过各种门道挤到孝感上班的。但春节还没有过完，这样贸然去别人家打搅，白素珍觉得不太好，更不好意思提出在别人家住宿。
还是找一家旅社吧！
这样想着，白素珍就来到了孝感商场旁边的向阳旅社。
这是一家国营旅社，位于槐荫大道与书院街交汇处。距离市法院、市公安局、市检察院和市人民政府都不是很远，住在这里办事比较方便。可一问价格，单间和标准间每天都要八元钱。即使睡标准间的一个铺位，每天也得四元钱。太贵了！也有十几个人睡的大房间，每天两元钱，但人多嘈杂，而且没有桌子，根本就没有办法写东西。
白素珍走出向阳旅社，准备去找一家便宜点儿的小旅社。
在路人的指点下，她回到孝感商场背后的北正街，看到了“国光旅社”的招牌。进去一问，价格果然要便宜得多，单间房每天只要三元五角钱。但看过房间她才知道，所谓的单间狭窄得要命，一张单人床就占去了房间三分之二的面积。勉强塞进去一张桌子，但没有凳子，只能坐在床上写字。
她环顾整个房间，有窗户，有电灯，有洗脸盆，有拖鞋，铺盖行李也比较干净，心里觉得还不错。虽然面积狭小，毕竟没有外人打搅，是个自己能够独享的空间。
于是，她就去前台交钱开票，住了下来。
白素珍做梦也不会想到，她住的这家旅社，是她儿子王加林到孝感参加考试时经常居住的地方。她睡的这个房间，也曾多次接纳过她的儿子王加林。七年以后，当王加林从牌坊中学调到孝感a银行工作时，还自己掏钱在这个房间里住过近三个月。
这些虽是后话，但冥冥之中的某种联系，总还是有些耐人寻味。
安营扎寨之后，白素珍就开始奋笔疾书，重新撰写起诉状。由于必须引用的一些法律条款记不清原文，她又想去一趟书院街，到法律顾问处找汤正源，借几本法律法规方面的书籍。
两人见面之后，白素珍很自然地聊起了与苏庭长交涉的情况。
汤正源听得非常认真，但一直没有发表意见。最后，他说自己呆会儿去找找苏庭长，摸摸苏庭长的底细。他让白素珍晚上去他家吃饭，顺便告诉她苏庭长的态度。
白素珍说，吃饭就免了，午饭吃得太饱，肚子根本就不饿，一会儿去孝感商场对面的米酒馆吃一碗糊汤米酒就行了。
“好多年没吃家乡的孝感米酒了，还真有点儿馋。”
听素珍这样说，汤正源就没有勉强。两人约好七点半左右在司法局他家里见面。
白素珍七点钟不到就到了汤正源家里。直等到八点钟以后，汤正源才从苏庭长那儿回来。
素珍急不可耐地问，苏庭长是什么态度。
汤正源阴沉着脸，没有马上回答。他脱下呢子大衣，挂到衣架上，然后坐到沙发上，答非所问地告诉白素珍：“我们孝感人，是不可能把王厚义一家人赶到露天的。”
“这是什么狗屁理论！”白素珍非常生气，忍不住说了一句脏话。
汤正源从茶几上的香烟盒里抽出一支，掏出打火机点燃，边抽边开始答复白素珍：“法律既要维护公平正义，同时也要维护社会稳定。”
他劝白素珍大度一点儿，得饶人处且饶人。不要老是纠结于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也纠结于现实生活中鸡毛蒜皮的小事。人不能老是活在过去的阴影里，要向前看。不要死抠书本上的条条框框，要理论联系实际。别总是沉溺于美好的幻想当中，没事找事地给法院添麻烦，否则只能是自讨苦吃。
“法律不允许抹牌赌博，但现实生活中到处是打麻将斗地主的；法律不允许拉关系走后门，但如今不拉关系不走后门根本就办不成事情；蒋介石罪大恶极吧，政府还允许给他修坟墓呢！听我一声劝，素珍姐。你现在条件那么好，生活又不是不可过，能马虎的，就马虎一点儿算了。”汤正源继续侃侃而谈。
白素珍觉得汤正源说这些话，简直不象一个司法工作者，不配律师的称号。
她反问道：“我生活条件好就能容许王厚义犯罪么？就该放弃本应属于我的正当权益么？这是你的观点，还是苏庭长的意见？”
汤正源直言不讳地说：“苏庭长觉得你就象三岁的小孩一样幼稚无知，愚蠢可笑。特别是你回王李村时，抱着你养母的遗像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