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衷坐在宝座之上，掖了掖身披的狐裘，习惯性的四顾望去，内侍之28没有一个自己熟悉的人，平常应该是董猛站的地方此刻却站着孙秀，不由心里一阵阵发紧。
孙秀垂手立于司马衷身旁，眼观鼻、鼻观心，三角眼耷拉着，一语不发。司马囧却有点沉不住气了，焦急的不断向殿门口张望。殿外禁军护着甬道，一个个站得笔直，但两人翘首以盼的司马伦迟迟没有出现。
看到身边没有熟悉之人，司马衷求援似的将目光投向了丹陛下站立的群臣。他忽然发现了异常，今晚王、谢、袁、萧四大士族的族老竟然都在，连王祥王休徵也白发如雪，颤颤巍巍站在首位。
士族乃是门第和阀阅的合称，通俗来讲就是世代为官的名门望族，士族的兴盛乃至衰落和人才选拔制度是密不可分的。中国封建王朝选拔人才主要是三种方式：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
察举制度由汉高祖刘邦首开先河，惠帝与吕后执政其间定为常例，而文帝朝则形成为一套完整的推荐、选拔和考核制度，主要依靠各级官员推荐当地的人才入朝为官，被推荐人的德行是首要的考核重点。察举制相比较于夏、商、周时代的世亲世禄制度虽然有了较大的进步，但实行日久，积弊丛生。一来要依靠负责人才推荐的官员们的自律精神，不去营私舞弊。二来德行实在是个缺乏标准答案的绩效指标，又给不能自律的官员留下**舞弊的机会。三来察举制本意“选”的是没有官职的读书人，“拔”的是那些低级的吏员，想给平民阶层的优秀人才保留一个上升通路。但美好的愿望通常都没有好结果，因为特权阶级是不会让肥水流进外人田的，有数据为证，据晋代官方不完全统计，当时被举者四分之三是现任官吏，造成平民儒士中之优秀人才被拒之门外。特别在东汉后期，任人唯亲、唯财、唯势，权门势家把持察举的结果，令流弊百出，察举制度的根本缺陷暴露无遗。不过察举制在封建王朝的人才选拔上算是走出了万里长征第一步。
曹操的儿子曹丕做了皇帝以后，听从时任组织部长（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推行九品中正制，和察举制最大的区别在于，第一拓宽了评估内容，将家世﹑道德﹑才能三者并重，要求血统纯正、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第二设置各级中正官，相当于在中央、省市自治区、市州、区县发展壮大了组织部长队伍；第三推荐权和任命权分离，推荐归中正官负责，选拔人才、定人才品级，相当后世给人才定行政级别。任命权则在司徒府，根据行政级别来决定被推荐人才的屁股下面该坐什么凳子，互相制衡，互相监督。表面看起来更科学更合理了，但当权者自有一套选择利益最大化的操作办法，那就是将德与才置于点零零零零几的位置，家世自然就成了那个小数点前面的1，当时叫“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大白话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可考的晋代高门士族入仕的401人，其中更有连组织程序都没走，直接朝为贵家郎、暮登天子堂的达174人。
士族正是在这种人才选拔制度的背景下逐步形成的权贵阶层，而琅琊王氏、陈郡谢氏、陈郡袁氏、兰陵萧氏就是士族中的大鳄。尤其琅琊王氏，后来甚至被世人称为与司马共天下。九品中正制最终被科举制所取代是在隋唐，后世流传的诗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进寻常百姓家”中的王、谢就是指的王氏和谢氏等门阀，这都是后话了。
而王祥老爷子正是大士族琅琊王家最杰出的代表，二十四孝中的卧冰求鲤，为后妈治病就是这位神人的光辉事迹。之所以称他为神人，因为他确有神奇之处。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王祥到庐江当隐士二十多年，谁来请他当官都不去；徐州刺史吕虔用牛车接王祥（那时被牛车接送是很牛的一件事，超过现代的加长林肯）去当副手----别驾，王祥到任后率领军队灭掉了当时猖獗一时的盗寇，州内因而清静无事，政令教化也推行无阻。老百姓歌颂他：“海沂之康，实赖王祥。邦国不空，别驾之功；被曹魏第四个皇帝曹髦（千古警句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的原创）尊奉为三老，并且坐在上首给皇帝训话；司马昭干掉皇帝曹髦之后，只有王祥为曹髦呼天抢地，涕泗横流，最后不但没事，反而升了官；司马昭自封晋王，同为三公的荀顗参见的时候立刻下拜，王祥却只是拱拱手算是打了个招呼，司马昭反而受宠若惊：“今日才知道您是多么看重我啊！”（帝曰：“今日方知君见顾之重矣！”）；武帝司马炎表扬王祥德高望重，堪为精神偶像（太保元老高行，朕所毗倚以隆政道者也）。凡此种种，不胜枚举，王祥已经成为不止是王家，而是整个士族的图腾和符号，发挥着士族代言人的作用，是重量级人物，轻易不会出现在朝会上。
司马衷虽然傻，但基本常识还是有的，王祥都被请动了，一定是有天翻地覆的大事发生，难不成是要废掉自己？否则，何以闹出四大氏族齐聚一堂这么大的阵仗？他们的背后可是整个官僚集团，想到这里，司马衷哭了，不是那种默默流泪的哭，而是嚎啕大哭，浑身肥肉颤动，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看着王祥：“睢陵公救朕、睢陵公救朕。。。。。。。”
“陛下何故悲伤？不要急、不要急，陛下慢慢道来，老臣拼却这残躯，必不容他人欺辱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