握。
国民党军统电讯总台设在重庆两路口浮图关下的遗爱祠，是由美国援建的现代化电讯中心，由这里发出的电讯，指挥着其在海内外的数百个秘密情报组织、数十万秘密特工。
冯川庆在电讯总台的职位仅次于台长，管辖军统在海内外的数百部电台好上千名报务人员。
冯川庆的位置可以掌握军统的核心秘密，而张卫林任职的重庆卫戍区电讯监察科，则负责监听重庆地区无线电讯号，控制无线电器材，正可以保护重庆地区的共产党秘密电台。
他俩组成了中共潜伏在国民党军统之中的情报小组，其作用十分重要。为了保证安全，南方局军事组禁止他们再到曾家岩来。
沈玉的到来南方局给她规定了三项任务：一是领导已经打入军统机关内部的张卫林、冯川庆；二是直接与南方局联系传递情报；三是相机在军统内部继续发展党员。
为了便于工作，不致引起敌人注意，组织上决定她以张卫林”未婚妻“的身份作掩护，并让张卫林从军统宿舍搬出来，以”夫妻“的名义和张沈玉一起住在牛角沱的两间平房里。
为了避免特务盯梢，沈玉和南方局的联系不直接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去，而是通过四德里的一个古老小巷里的联络站进行。
就这样，年仅20多的沈玉和她的战友们，如同一柄出鞘的利剑，插入了国民党的心脏。他们憧憬着民主事业胜利的曙光早日闪现，临危不惧地工作着。
沈玉他们多次获得总台的密码、波长、呼号、图表和军统在全国各地秘密电台的分布情况。与此同时，延安电台也不断收到在军统电讯总台工作的共产党员冯川庆利用电台值班间隙发出的密电。
一次从戴笠发给胡宗南的密电中获悉军统准备派遣一个”三人小组“，携带美制小型电台，通过胡宗南防区，潜入陕甘宁边区搜取情报，这个密令被沈玉等传送给南方局，南方局直告中共中央。
结果，”三人小组“刚跨入边区地界，就被早已埋伏在那里的军民抓获，不仅美制电台成了战利品，同时，也增加了一条揭露蒋介石”假抗战真反共“的具体罪证。
同年4月，设在天官府街14号的中共地下联络站被军统特务发觉，他们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手段，准备在该站进行联席会的那天晚上，更多地抓捕共产党人。
由于这个情报送来得较晚，沈玉无法脱手让别人去通知，只好自己乘夜色走出牛角沱，直接找到天官府街（按规定这是不允许的），递上一张”有险情，速转移“的字条，便匆匆离去。
军统破坏我地下联络站的计划落空了，戴笠却从中发现了疑问，为什么我的秘密行动走漏得那么快？为什么中共的准备又是那么充分？难道我军统内部有人资敌通敌？想到此处，他倒吸一口冷气：好厉害的共产党，竟然在我眼皮底下安上炸弹！
戴笠的猜想没有错，沈玉领导的特别支部，除原有的张卫林、冯川庆之外，又发展了赵里耕、杨玺、陈国铸、王西珍等4人为地下党员。这样一来，机房、报务、译码等组（室）全有了共产党的眼线，消息焉有不走漏之理。
戴笠情急之下，立即和督察室主任刘培初密商，要对全局人员进行一次普审，尤其是电讯、机要处室，不论是头头还是一般人员，发现反常或可疑，一律先拘后审。
事有凑巧，沈玉这天骑自行车上街，被一辆逆行的小卧车挂倒，车主人下车道歉，竟然是大姐佘顾彦，二人不约而同地喊出：“你是大姐！”“你是小妹！”姐妹久别偶遇，互相告慰几句便话归正题。
沈玉不便暴露真实身份，佯称在一家公馆当家庭教师，大姐则说此次来重庆，是为母亲购买中风特效药的。母亲瘫痪在床，女儿焉有不动心之理，经组织批准，沈玉于1943年4月初，回成都去省亲。
不料在此期间，张卫林出事了。由于连续工作，收发报机上一支真空管被烧坏，正在进行全面审查的监察科长肖茂林平时和张关系就不好，便想借机报复一下，于是说张是有意破坏，遂把张卫林送到稽查处关了禁闭。
张以为事情败露，沉不住气，竟从禁闭室逃出，跑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去躲避。
组织上认为，这是工作上的过失，至多受点处分，张应该立即回去找领导检讨此事。于是张卫林准备回去找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求情。
话说张逃离禁闭室之后，戴笠产生了警觉，不仅立刻派人四处追寻，同时搜查他的宿舍，结果搜出一个记有军统局在各地电台配置和密码的记录本、沈玉的笔记及七人小组的名单，待张卫林来求董益三时，即刻被捕。
在报房值班的冯川庆得信后，翻墙逃出电台大院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报信。
叶剑英见情况紧急，立即让冯化装成商人，安排他深夜过江去延安，并向成都发电报，通知沈玉就地隐蔽，莫回重庆。
可惜，此电报晚了一个时辰，戴笠已借张卫林名义，给沈玉发了“夫病重望你速返渝”的电报。
沈玉不知是计，接到电报后，一面用暗语写信向南方局报告，一面启程返回，刚到重庆就被特务逮捕。
而冯川庆渡江以后，也被埋伏的特务抓获。这样，包括杨玺、陈国铸、王西珍、赵里耕在内的“牛角沱七人小组”全部被擒。
在看守所里，因毛烈是戴笠的小老乡又是张卫林的旧相识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