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的”。
阿廖沙问：“中国同志有自己的组织吗？”
“没有，有的只是地下组织，我想政府不给批准的”，盖家明说。
“问题就在这里。荷兰游行是有政府支持的，有同志自己组织安排的。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全世界的同性恋组织就已经超过了一千个。比利时、荷兰都有同性恋组织，成立有‘同性恋解放阵线’”，阿廖沙说。
“中国同志相比欧美斗争的道路更漫长，更艰难啊。但愿匡辅仁回去能够公然出柜，或者那一天我们跑过去发动发动”盖家明说。
阿廖沙哈哈大笑：“你又不做生意啦，要搞同性恋革命啊”。
盖家明搂着阿廖沙，说：“我哪有那种魄力啊。能够跟你过好日子就不错啦”。
运河里的船只聚集着，排成了长队。一艘艘花船装扮的一只比一只漂亮。气球，彩旗，雕塑以及船上不同打扮花枝招展的人们，使岸上的观众发出阵阵喝彩。船上的人们则在甲板上跳舞欢呼，每艘船都播放着快乐的歌曲。每艘船都是同性恋自豪展示自己的大型化妆盛会和舞台。河两岸的俊男——来自世界各地的同性恋者与水上荷兰的同性恋人相呼应，他们也打着彩旗，标语：“同志，我为你骄傲”，“同志，你辛苦啦”。而一艘船上的同志标语竟赫然写着“同志，跟我来”，“世界同志是一家”。这种明显的号召性言语竟使一些岸上的同志乘机跳上那艘船，船上的人对从岸上跳来的同志则紧紧拥抱亲吻；黑人白人没有种族差异，大家只知道彼此是同志！那场面让盖家明感动的泪水盈眶。他心想：老爸，你为什么就不出来看看这种场面啊。
几乎所有的人都精心打扮参加这场盛会，那么多同性恋者在光天化日之下，成双成对，向世人炫耀着，欢庆自己的节日。不同团体派出的数十艘船只参加了水上游行，游行使王子运河地带出现了狂欢的人流。那一刻，阿姆斯特丹，荷兰，对少数性倾向和少数性别身份者群体反歧视和争取平等权利的诉求，表现出莫大的支持。荷兰各界人士参都加如了水上大游行。参加游行的甚至还有政府机构和政界人士派出的船只。有警察的船只，有医生的船只，有宗教的船只，有残疾人的船只，有老人的船只，有不同肤色人种的船只，有各种文化团体的船只——，观看着水中锦绣一般的游行，盖家明思索着：
阿姆斯特丹同性恋游行的目的就是使同性恋者的精神压力得到释放，在中缓解种种矛盾，这是荷兰领导者最聪明的地方。中国古代论治道就以治河为比喻说有疏导和堵塞之议。堵远不如疏！同性恋既然是客观存在为什么就闭着眼睛不承认？阿姆斯特丹同性恋游行不仅仅是同性走上街头展示自己发发传单喊喊口号，它其实是综合性的文化活动，除了在街道在运河游行，还有露天派对、文化展览、宗教服务、学术研讨、医疗诊病，接种疫苗等等，全部活动持续要两三天。整个阿姆斯特丹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它是荷兰全民的又一次狂欢，一次文化盛会，一次经济大餐，是构筑荷兰和谐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每年的游行都得到政府和很多公司的支持。同时使世界看到了荷兰的民主政治，看到了荷兰对于人权的尊重。这就是荷兰虽是一个小国，却在世界有一席之地的重要原因。
想到这些，他觉得自己又不能仅仅满足于在荷兰做生意，满足于自己找到一个同性伴侣并且可以跟自己伴侣结婚，这在中国是不可能的。他似乎觉得在中国还有千千万万跟自己一样的同龄人，他们还在憋屈着，苦恼着，他们不可能全部到国外，到欧美开放国家。那么他们只能自我奋斗，在自己土地上争取自己的权益。其实欧美各国的同性恋人的合法权益的取得不也是他们斗争的结果吗。天上掉馅饼的事永远都只是幻梦而已。
阿廖沙看盖家明一直呆呆出神，就问他：“你想什么呢？”
盖家明莞尔一笑，“没想什么，就是想什么时候中国的同志也能够这么自由上街，也能够跟咱俩这样想结婚就结婚”。
阿廖沙拍拍盖家明的肩膀：“会有这一天的，世界同志是一家。你没有看荷兰同志打出的标语吗，同志，跟我来！只要中国同志能够跟着荷兰同志的步伐前进，就会有这一天的”。
俩人站起身，融入欢乐的人流，认识不认识的人们都亲切地问好，打招呼，因为这一天大家知道走在街上的都是自己人，一家人。不管你是什么皮肤，不管你说那种语言，只要彼此问声好，就是彼此相互给予鼓励和支持。
阿姆斯特丹同性恋狂欢之后的一周，市政厅通知阿廖沙盖家明可以去取结婚证了。俩人十分高兴，由于俩人的亲属朋友都在比利时，所以他们决定把婚礼定在比利时步大壮的餐馆举办。婚后俩人商定去巴黎度蜜月。按照荷兰习俗结婚仪式一般在市政厅礼堂举办，或者到教堂举办。但是也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愿可以选择在其他地方举办。阿廖沙和盖家明俩人无宗教信仰，不必上教堂。又不是纯粹的荷兰人，所以也并不一定要在市政厅，好在他们都没有纯粹的荷兰人近亲要求他们必须遵守荷兰风习。
俩人商议着婚礼请谁参加。阿廖沙这方面没有什么大问题。一个是艾琳娜，阿廖沙的名义妈妈，那是必须请到的；麦保利叔叔，那是如同父亲一样的，必须请到。还有就是姨姨琳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