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来，拍着他的后背，“会过去的，你会回到家里的。信是谁寄来的？”
“我的管家，他说我母亲在父亲自杀后生了大病，他必须要告诉我。”舒尔茨的眼泪大颗大颗地滚落下来。
信是一个党卫队队员交给他的，如果不是有关系的话是送不进来的——也就是说，这个队员很可能是受他的情人法伊特的委托。但我不知道如何与舒尔茨解释，这样会使他更伤心吗？
“你要好好活着。”我对舒尔茨说，“你的母亲还在家里等着你，她需要你。”
他抱着我，头埋进我的胸口默默流泪。
这样的变故我完全体会不到，我没有亲人，我的养父母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得知我的性取向之后将我赶出了家门，没有人关心我，我整日整夜游荡在阿尔萨斯街头，有时喝得烂醉如泥，被路过的男人带回去过夜，也曾为了生计做过一段时间的男女支。
唯一令我牵挂的亲人卡尔在我离开巴黎之后也没有了音讯。在这样的环境下，卡尔出现在我脑海中的次数越来越多，是安慰我的启明星，仅有的光明。我还没见过长大的卡尔，不知道他还是不是像小时候一样，淌着鼻涕跟在我身后，喊着“艾拉，艾拉，等等我”。
艾拉。我真怀念这个称呼，那才是我的本名。我讨厌“伯努瓦”这个法国味儿十足的名字，但我从不和养父母说。我需要他们供养我，反抗他们，引起他们的不快实在是太愚蠢了。
到达目的地的那天，是个傍晚。我们依旧被粗暴地推下囚车，接着被带进了衣帽物品存放室。架子上制服、衬衣、靴子等堆放得满满当当。我看到那两位政犯先被叫了出去，负责分发衣服的也是这里的囚犯，只不过他们的待遇比我们好很多，从他们散发着红光的脸就可以看出。
他拿了一双旧靴子给囚犯，但是又问了一句：“是政犯？”
“是的。”
那人把靴子放回去，又从架子上挑了一双最好的递过去，“这个给你。”
我不明白，同为囚犯为什么我要在他后面拿衣物，并且分到了最差的一双鞋和最破的一件衬衣。直到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集中营里的规矩，我们这些在衣物上佩戴“粉红三角”的同恋者，是最低等的囚犯，待遇当然比不上“红色三角”的政犯们。
等级观念要深入人心才行，多年后我在一些论著里看到这样的观点。
集中营里管理囚犯的人都是从囚犯中选|□□的。他们有权力，并且经常滥用。这是后来的我渐渐领悟到的。
领完衣物，已经接近傍晚，我们被安排集体吃晚饭。非常简陋，根本填不饱肚子，干硬的面包块和凉水。我对面的一位来自波兰的少年有一碗菜汤，上面还冒着热气。他长得很漂亮，也很年轻，虽然我知道他在这里应该待了很久，但他形容并不像其他囚犯那样枯槁。
我想问问他怎样得到一碗菜汤或者碟子里怎样才能多拥有一块肉。可是我还没来得及叫住他，集合的命令就到了。我不得不迅速离开饭桌，而那位波兰少年不紧不慢地擦擦嘴向厨房走去。路过那里时，我透过虚掩的门，看到一个厨师正在脱他的裤子，他没有反抗，像个顺从的孩子一样。
我的眼前一阵眩晕。
一碗菜汤，一块肉或者一些软一点的面包。
晚饭后，秘书处的人带来一份有囚|犯编号的名单，由监工大声念给我们听。我听到身边很多人都倒吸了口冷气，念到编号的人全都站了出去，秘书处的人带着他们离开。
站在我旁边的人舒了一口气，“今天没有我。”
“那是什么名单？”我问他。
“死亡名单。”他说，“去了的人都没有回来的。秘书处每天都会公布。”
“他们被送往哪里？”
“实验室或者医疗所。”他说，“都一样的，回不来的。”
“我看到秘书处的人身上带着红色三角……”
“他们是从政犯中选出来的，如果他们当差，送死的基本都是我们粉红三角。”
让囚犯决定囚犯的生死。政治犯居高临下地审判同粹本身没有做过多少迫|害，但他们有效地制定了一套规则，这套严格的等级制度足以让囚犯们自相残杀。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根本不能团结起来反抗，一团散沙一样互相猜忌着的受害者，毫无力量。
晚上我们来到住处。因为清理了不少囚犯，又空出了许多“床位”，高于地面的台子上放着被子，每人一套。我们钻进去，他们不熄灯，一位党卫队队员要求我们把手放在上面。舒尔茨为我翻译着，自己却把手塞到被子下面不知道在干什么。
那位队员快速走过来，将舒尔茨拖出了被子。他让舒尔茨站好，从地上拎起一桶凉水，从他头顶猛然浇了下去。
此时是冬天，舒尔茨只穿了一件衬衣和一条单裤。
接着是第二桶水，但他一句话都没说，甚至是叫喊或呻吟也没有。
第三桶的时候，舒尔茨开始颤抖摇晃，然后倒了下去。
“不要把手放在被子下面，你们这些鸡女干者！”党卫队队员将水桶踢到一边，漆黑锃亮的靴子踩在地上发出令人战栗的声响。
他离开了。
我爬出被子扶起昏倒在地的舒尔茨，他本来就在发烧，三桶凉水足以让他的病情恶化。那些人不会让我们更换衣服，我只好先把他的身体擦干，然后脱下自己的干燥衣物给他换上。舒尔茨迷迷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