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isa确认是黄热病，测序还没出来。”同事告诉我，“据说现在又有几处很厉害的登革热爆发，疾控中心忙不过来了。”他挠挠脖子，摸到两三处蚊子咬出的肿块，顿时龇牙咧嘴。
“你还是小心点吧。”我掏出自己随身带的驱蚊水给他劈头盖脸喷了一圈，“又把你的药水全给村民了？即使打了疫苗也别掉以轻心啊，小心得疟疾。”
“没事没事。”他摆摆手，“你本来计划下周回国的吧？不知道上边会不会又因为人手不够，把你扣下来处理疫情了。”
我想起对家人的承诺，又看看身边痛苦呻吟着的孩子们，顿觉心如刀绞。
“虽然这么说可能不太好…”同事揉了揉额头，“有时候我真的觉得…这地方根本不适合人类居住啊！我们不应该想办法帮他们迁移到更适合发展的地区，而不是反复跑到这种鬼地方救助他们么？”
“他们愿意住在这儿嘛…”我给病人换上新的补液盐水，检查了下呼吸心跳，“随便跑过来叫他们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不会有点傲慢么？”
“自以为能救他们于水火，不也是一种傲慢么。”同事压低声音，“说实在的，到现在都没有一个人好起来啊…”
我们阴沉着脸对视了一眼。这病实在是来势汹汹，一旦发病很快就恶化到无法搬运的程度。最坏情况下，我们恐怕只能等待村民全灭，灰溜溜打道回府了。
同事再次揉了揉脑门：“唉，累得头疼。我去找片阿司匹林。”
这倒是稀奇了。这年轻人一贯精力旺盛得吓人，过去一年里全天无休忙忙碌碌，我恨不能得空就窝在沙发里眯一会儿，他却还要在泥土路上颠簸几个小时去城里喝酒找乐子，有时还非要拉上我。
第二天，头疼的同事竟然发起烧来。我们顿时有些惊惶，连忙打卫星电话催促城里的实验室。
然而实验室的报告令人震惊又困惑:这只是非常普通的黄热病毒而已，早已证实可以用现有疫苗有效防护。难道同事染上了别的什么病？但症状和村民一模一样啊。
我们商量一下，决定由我和一个司机一起，开车把同事和一个刚发病、状况还算稳定的村民一起先运回基地，好好检查一下。其他人原地待命，继续照料剩下的病人。
“嗨…”同事有气无力地拽拽我的袖子，我扶着他的头喂了些水，“你到了基地…就抓紧时间回国吧。”
“现在肯定人手很紧张啊，我怎么也得帮忙熬过这阵…”我擦擦他冷汗涔涔的脖颈，又转身查看村民的状况。
“这次恐怕…不简单…”同事烧得口齿含混，“家里还有人在等你吧。别逞英雄了，快回去…”
“嘘…别想了，你先睡会儿。”我安慰他，“你也有人等你回去呢，坚持住。”
同事长叹一声，拉着我的衣角闭上眼睛。我等他呼吸平稳了才抽身回到副驾驶，问司机要不要换班。
我开着车连夜向基地疾驰。司机挠着腿上一溜红肿，精疲力竭地打着瞌睡。我半夜停车检查了下两个昏睡中的病人，又顺手测了司机的体温——38.7c。
我捶了下方向盘，不安地把温度计按在自己腋下。几秒后，听着哔哔声拿出来一看——一切正常。我松了口气，又往身上喷了点驱蚊药水，放开手刹挂挡继续前行。
好不容易回到基地，却发现这里也挤满了人。医院室内没有地方，人们就垫着草席躺在院子里打吊针。基地的人看到我回来很是欣慰，他们已经捉襟见肘到需要拜托暂时还能行动的病人们帮忙了。
我又处理了一些紧急状况，终于觉得头晕目眩支持不住。不过在回寝室前，我还是挣扎着拨通医生协会的紧急电话，讲了同事的状况。
协会表示会尽快派飞机来接他去大城市治疗，情况不好就直接把他送回国。我应付几声挂断了电话，滚到旁边的沙发上直接昏死过去。
感觉刚合眼，就又被铃声惊醒了。接起电话眯缝着眼睛才发现天已经亮了。
“医生，这次真的大事不妙！”是留在村子里的一个护士，声音焦灼慌张，“又有好几个医护发病了！”
“队长怎么说？”
“队长也…发烧了…不是很清醒…”她勉力维持声音的稳定，“医生，你现在是最有权威的了。我们该怎么办？”
我安抚她几句，问清了人员和物资状况，果断叫他们收拾东西回基地。趁着至少有一半人还能动，再不回来可就交代在雨林深处了。
“可是…那些村民…”护士啜嗫着。
“可以移动的就一起带回来，不行的…”我叹了口气，“咱们已经尽力了。”
我又叮嘱了几句防范蚊虫叮咬的事情，告诉她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这次似乎种了疫苗也会感染。我又拨给了附近几个医疗队，其中只有一半能够接通。虽然各处似乎有一两周的时间差，但情况都不妙。
医院的工作人员来催我了。我伸个懒腰爬起来，把头发揉得更乱了些。
我先去查看同事。他烧退了些，但从经验来看，这将是凶险症状来袭前的间歇。
我又喂了他几口葡萄糖盐水，聊胜于无地把那点水渍抹开，润泽他干裂发灰的嘴唇 。他忽然捏住我的手指，充满血丝的眼睛紧盯着我，目光里闪烁着些让人看不懂的东西。
这孩子吓到了吧。我拍拍他的胸口，把手抽出来。虽然一直在这么危险的环境里工作，死亡如影随形，真的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