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晚上，吃完晚饭，兴许是没有足球比赛，父亲坐在沙发上，随意换了一个台，不知是觉得看广告没有意思，还是想起了姐姐糟糕的成绩，开始小声数落起来。他不举自己家儿子的成绩来说教自己家的女儿，举了其他好几个同事家的孩子考得如何如何的好，能上哪所重点大学啊之类的碎碎语，言语不轻不重。妈妈在厨房里干完“本职工作”后，坐在客厅的另一端，一边毫无心思地将脸朝向电视，找了个缝隙插进了话，开始时顺着爸爸的说教，夫妻俩互相配合，而又互有默契，后来说着说着有了自己的思路，就按自己的想法唠叨起来。爸爸开始注视电视里的节目，闭嘴不谈。
我和姐姐坐在一起。她戴着眼镜、佝偻着背，一脸沉默、毫无表情地盯看着电视屏幕。我半躺着听他们对姐姐的训话，心下里不知道帮不帮姐姐说话，也不知道能不能帮姐姐说话。毕竟她考得差，这是一个事实，而且再一对比我的成绩可能更会刺激到父母，要是拿他们骄傲的儿子的成绩来训斥姐姐的话，她心理上会是很不舒服的。
我决定沉默以对，但悄悄握住了姐姐的手。
让我恐慌的是，我感觉不到任何她的情绪，无论是从手上，还是从表情上。她总是能很好地藏住自己的情绪，她很擅长这一点，像是一个伪装大事，达到了最高的境界。那些表露出来的只是她自然无意的行为，这让我猜不透的“故意”给人的感觉就等同于漂浮在水面上的不安感。
第二天上午网上填报志愿，全家人拿着两本厚厚的填报志愿的书，先找出姐姐能填报学校的那一块，然后就一个一个浏览学校名字和专业名字。我们都不知道哪所学校好、哪个专业好。爸爸说成绩考得差，这些学校都不好。他兴许是想起了同事家骄傲的孩子了。在经过一番详细地讨论后，俩人选了几所听起来不错的学校，然后就琢磨着报哪些专业。夫妻两人都觉得经济类与金融类是不错的专业，但分不清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流萤在昨天晚上对我说她想读文学或者哲学，她还给我列举了很多个文学家和哲学家，我只知道课本上的鲁迅先生、沈从文先生及巴金先生等，对她列举出的奥斯卡·王尔德、黑格尔、尼采、大小仲马、查尔斯·狄更斯等只有个模糊的印象。她准备在填报志愿的时候，离家能有多远就报多远，哪怕是穿越大半个中国的求学。父母耐心地说情说理、喋喋不休的闲言碎语，使她稍加抗议后便屈服了。
父母给姐姐选了几所本省的学校以及相应的专业，姐姐以恳求的态度和些许的执拗保留下了自己的希望，即使是它们排在志愿专业的最末尾。
好歹还有几个小时的火车路程，而且说不定能实现我的文学梦呢。姐姐在心里自我安慰。
我好似一个观众，在支持着场上的选手，却无法给予她帮助。
我以全校第二的优异成绩骄傲地登上了学校的荣誉榜，“苏画屏”三个字成了父母向亲戚朋友同事夸耀的谈资，每次路过学校大门，他们都会驻足在荣誉榜前，看着自己儿子的名字。他们开始期待着三年后还会在这儿看到“苏画屏”——以我的成绩，我可以进省里的国家级重点中学，但父母考虑到离家太远，而且本校奖励我五万块奖金以鼓励我留下来——妈妈没有过多权衡其中的利弊，当即以《论语》中的“父母在，不远游”这种观点为我作下了决定。
班主任陪着一个我说不清是什么职位的校领导亲自将五万块钱送到家里，父母高兴地接待两人，并坚持要他们留下来吃晚饭。父亲陪着两位客人在客厅里聊天，我是主角，免不了被涉及到话题之中。妈妈在厨房里忙碌，姐姐被差遣去楼下菜市场买些菜。我不习惯和陌生的领导谈话，脸上勉强装出来的笑容让我感到非常的别扭，时不时还得应和几句回答他们的好似“关心”的问题。我想逃离出这个圈子。我没经过父母的同意就私自跟着姐姐下楼买菜。
电梯里的沉默让我不知道如何来打破。闷热的天气预示着今晚将有一场大雨。菜市场里的味道让我一阵反胃，各种各样的气味儿难受了我的鼻子。我厌恶这些杂七杂八不洁净的空气，我想到我每天吃的菜竟然沾染过这些气味儿，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复杂感受。
姐姐在浑身脏兮兮的菜贩面前挑选中意的菜品，像是一个合格的家庭主妇。她看起来心情不错，能笑容可掬地和菜贩拉上几句闲话。我猜是即将到达的自由冲淡了家里为我欢庆的气氛。
三年前，当爸爸把一叠厚厚的钱放在招生老师的面前时，心里难受的不只是父母，还有姐姐。十二岁的我对金钱没有多大的概念，于是对训斥姐姐的爸爸的大声责骂只是持一个观望的态度。姐姐在初中毕业之时，成绩没有上本校录取线，父母为了让她继续留在本校读书，拿出一万七千八百块钱——起价一万，然后差一分一百——给姐姐换来留下来读书的资格。她离录取线差了七十八分。
这是个不伦不类的数字，和一万七千八百一样。
招生老师让爸爸把钱交到姐姐手上，然后让她一张一张地将钱数给他。他平和的语气、平淡的表情里藏着自以为是的教诲，那一副近视眼镜后面是一对戏谑的神情。我是“懂事”以后这么认为的。
“让她感受一下送钱出去的滋味，这样才能体